第435章 我叫田中健 (第1/2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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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袋水泥有多重？
似乎很多人都不会知道这种事。
现代社会的分工真是个伟大的发明。
它让很多人都避免了繁重的劳动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，可以专心负责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。
我曾经也是“不用从事繁重劳动”的一员。
但现在不是了。
……
我第一次知道一袋水泥究竟有多重，是在我已经看过无数份工厂报表、签过几百份合同以后。
过去坐在办公室里，水泥只是工程预算中的一行数字。
每吨多少钱，运输费占多少，雨季要不要增加损耗，月底再让会计把差额解释清楚。
我也去过工地，当然去过。
车门会替我提前打开，鞋底踩着刚铺好的木板，负责工程的社长跟在身边，一路告诉我进度多么顺利。
工人见到我会摘下安全帽，弯着腰喊一声“常务”。
我从来没有问过，他们把腰弯下去以后，还能不能直得起来。
轮到我自己扛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五十公斤压在肩膀上，最先疼的并不是肩膀。
是呼吸。
水泥袋往身上一落，胸腔便像被一只手按住了。
走出十几步以后，腰会开始发酸，脚底也会跟着发麻。
到了搅拌机旁边，人已经顾不上什么姿势，只想着尽快把东西卸下来，好让肺重新张开。
工头第一次催我快些时，我差点转过身去骂他。
那是我过去最熟悉的反应。
有人让我不痛快，我便要让他知道自己正在跟谁说话。
我甚至已经想好了开头——你知道西园寺三个字怎么写吗？
可那时我穿着一套从旧货店买来的工装，安全帽里写着“田中健”。
西园寺健次郎已经破产了。
那个人的房子被银行贴了封条，车子进了拍卖场，手表和袖扣换成了几叠很快便被债主拿走的钞票。
到了最后，连西园寺这个姓也成了不能随便说出口的东西。
那些放高利贷的人要是知道那个人还有一个做家主的哥哥，只要听见这个姓，便会觉得那个人身上还能再榨出一层油来。
所以我低下头，把那句已经冲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。
“知道了。”
这是田中健在工地上学会的第一句话。
……
我搬进南千住时，房间里只有六张榻榻米。
房东把钥匙交给我妻子，反复强调厕所要和走廊里另外三户人家共用，洗澡只能去街角的钱汤。
她站在那里点头，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衣服的旧皮箱。
那只箱子原本是我们去夏威夷时买的，边角还贴着航空公司的行李签。
我看着它，觉得很刺眼。
当天晚上，我让她把行李签撕掉。
她没有问为什么，坐在榻榻米上慢慢撕了很久。
胶已经粘进皮面，最后留下了一块颜色更浅的印子，怎么擦也擦不掉。
我生气了，跟她一起坐下来，又把那个印子给擦干净了……大概擦干净了。
那一晚，我们都哭了。
……
我们过去有佣人整理衣物，有司机记住每一次行程。
如今她白天去小钢珠店清扫别人吐在地上的烟蒂，晚上回来还要把我的工装泡进木盆里。
水泥灰浸过水以后会变成一层黏在布料上的白浆，手搓不干净，只能用刷子一点点刮。
我有一次看见她蹲在那里刷裤脚，忽然问她，为什么还不回娘家。
她停了一会儿，说娘家也欠着钱。
这当然是假话。
她父亲早已去世，兄长在名古屋开诊所，虽然算不上富裕，养她一个人总归是没有问题的。
她留下，大概只是因为我是她的丈夫，也可能因为她不愿让别人看见自己被西园寺家的男人赶回去。
我那时仍旧很擅长把别人的选择解释成爱面子。
毕竟只要承认她是在陪我受苦，我便必须承认自己对不起她。
我还做不到。
……
头几个月里，我每天都在想本家。
想得最多的当然是皋月。
那天晚上，我被藤田带人拖过玄关，鞋掉了一只，袜子踩在地上，全是雨水和泥。
她站在二楼回廊，怀里抱着一只熊，低头看着我。
我至今也说不清，那张脸上究竟有没有笑。
人到了最狼狈的时候，总会替自己记住一些更残忍的细节。
也许她只是站在那里，也许她真的让那只熊朝我挥了挥手。
可在我后来的梦里，她每一次都会笑。
我恨她。
我也恨修一。
最初在工地干活时，每扛起一袋水泥，我都会在心里骂他们一句。
五十公斤，从堆料场走到搅拌机需要四十七步，我一天大概要走一百多趟。
到了晚上，肩膀肿得连衣服都碰不得，于是我就躺在那间六叠大的房里，把他们从祖父那一代骂到皋月将来出嫁。
话说，皋月会出嫁吗？实在是想象不到那丫头嫁人的场景啊……
算了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等到骂得累了，也就睡着了。
这倒是治好了我时不时失眠的毛病。
……
工地上的人只知道我姓田中。
他们有时会问，我以前做过什么。
我的手不像从年轻时便干粗活的人，刚去时连绳结都打不好，搬东西却总爱指挥别人怎么放。
一个叫坂本的老工人看了我几天，认定我以前大概是小会社里的课长，犯了什么事才跑来做临时工。
我没有解释。
“课长”已经是那时的我听起来很体面的身份了。
坂本教我怎样用膝盖顶住袋底，怎样把重量从肩膀挪到背上，也教我在雨天先看脚手板有没有浮泥。
他说这些话时总带着一副不耐烦的样子，像是嫌我死得太快会拖累整组人的进度。
两个月后，一块没有固定好的木板从二层掉下来。
是他把我推开的。
木板砸中了他的右手，食指断了。
现场负责人让人送他去医院，第二天便开始计算还能不能把他的工资从本月人工费里扣掉。
我听见他们在临时办公室里谈这件事，推门进去，说工伤应该由会社承担。
负责人抬起头，问我算什么东西。
我张开嘴，又一次差点报出自己的名字。
最后我只说，木板的固定检查表是现场主任签的，昨天下午也有人报告过二层缺少卡扣。
若把责任推给坂本，他就去劳动基准监督署，我愿意替他作证。
负责人盯着我看了很久。
那是田中健第一次在工地上和管理人员争执。
结果并不光彩，我被调去最累的卸料组，连续做了十二天夜班。
坂本的治疗费却由会社付了，休养期间也拿到一部分工资。
他回来以后请我喝酒。
两个人坐在高架桥下的小店里，他用只剩四根手指能够活动的右手端起酒杯，笑着问我，以前是不是做过工会的人。
我说我以前管过工厂。
他以为我在开玩笑，笑得差点把酒喷出来。
我也跟着笑。
那是破产以后，我第一次觉得“西园寺健次郎”这个名字有些可笑。
我确实管过工厂。
几百名工人的工资、原料、机器、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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